1938年抗战时期胡泮生在山东博平
1934年胡泮生（右）在山东济南省立高级中学
1947年胡泮生与李淑兰在山东聊城结婚
1950年胡泮生在贵州安顺（右2）
1942年抗战时期在冠县
1956年胡泮生在轻工业部
胡泮生老年时期
1982年在天津大学中层干部会议上讲话
1975年胡泮生（前排左2）在云南大学
1958年胡泮生（前排右4）在昆明工学院
1962年胡泮生（后排左1）在昆明师范学院
2017年，是父亲胡泮生诞辰100周年。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父亲原名胡湘芹，字泮生，参加革命后更名胡泮生；1917年11月出生于中农家庭，祖籍山东省聊城市博平县（1956年合并于山东省茌平县）高胡庄；2001年5月16日病逝于天津，享年84岁。
年少品学兼优 求学立志高远
父亲自幼念私塾，课余从师戏迷长者学习京胡和工尺谱。后进入博平县育英初级中学学习，由于成绩优秀，于1933年考入济南市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并获得了博平县政府提供的奖学金。期间，大师名人周云鳌、季羡林和苏庄等均曾教授过父亲。
父亲从青少年时代，就崇拜有学问的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心存浓郁的科学技术情结，爱好体育，是学校篮球校队队员。父亲青少年时的理想是学习理工科，曾立志报考清华大学。
他中学毕业后，只选报了清华大学，北平试毕，当即返还博平，但世道混乱，途中受阻，其大哥（父亲是兄妹4人，他排行老三）赶大车驱车200多里地将其从山东禹城接回到博平家中。由于世道混乱，父亲家境日渐衰落，阻碍了他进一步求学之路。
20岁投笔从戎 抗战闻名遐迩
1935年，父亲在济南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投入到抗战洪流中，参加抗日自卫队，并任分队长。
抗战期间，父亲历任八路军129师先遣纵队第五大队副大队长、八路军115师华山工作团大队长、茌平县县委委员、第四军分区民运统战股股长、鲁西军区运东大队政委、冀鲁豫第一军分区东阿大队副政委、第一军分区6团和2团政委等职。此间，父亲除到河北井陉地区参加百团大战外，主要是在山东聊城地区坚持抗战。父亲是聊城地区知名的抗日人士之一，与谢鑫鹤、徐运北、申云浦、张劲夫、段君毅、马本斋、万里、赵健民、岳肖峡、柳金铭、王希永、郭超、赵增益和谢惠民等，均是抗战时期的老战友。
1940年，由于父亲抗战闻名遐迩，全家遭到汉奸迫害，20多口人连夜逃到了千里之外的江苏省新安镇，全部家产被掳尽，房屋被拆光。1946年博平县成为解放区之后，人民政府派人将父亲全家接回老家，重新分得土地，修建了房屋。其父病故于江苏省新安镇，享年不足60岁，其弟也因被日本兵抓去赶大车，遇到战争，受到惊吓致病而亡。
沙场身经百战 作出突出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历任冀鲁豫第一军分区第11团团长、政委，齐禹县委副书记，二野17军51师153团政委等职。
1948年9月，济南战役期间，父亲率部夺取和控制了济南市郊的黄河渡口，为人民解放军取得济南战役大捷提供了重要军事保障；奉济南战役指挥部命令，接管了国民党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的2万余人的起义部队，负责对其进行整顿、监护，为将其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35军并参加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作出了重要贡献。据史料记载，人民解放军第35军所属部队是最先进入并攻占南京总统府的部队。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中，父亲率部参加了与包括国民党“五大王牌军”之一的第18军在内的黄维兵团作战。在1949年4月的渡江战役中，父亲所部的一个连队曾被授予“渡江英雄连”称号。南京、上海解放后，父亲继续南下，投入到解放大西南战役中。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戎马半生，一直在一线基层作战部队从事政治和军事工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转任多个岗位 工作卓有成效
建国后，父亲服从组织安排，历任贵州安顺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地方工业局副局长，中央地方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中央轻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昆明工学院（现昆明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云南省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天津大学常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中共天津市顾问委员会委员。
1949年底，为加强新解放地区的人民政权建设，党组织决定让父亲转业到中共贵州安顺地委会工作。
1950年初，贵州发生了大规模的匪患，全省较大的土匪群体约460余股，武装土匪达12万余人。安顺地区是贵州匪患最严重的地区，工作环境险恶。父亲作为安顺地区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为该地区人民政权建设、清匪反霸和土改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3月，西南行政委员会成立，父亲以出色的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能力出任地方工业局副局长。1954年11月，父亲被选调出任中央地方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不久又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56年，父亲被任命为中国轻工业部办公厅主任。父亲在国家政府部门和党校期间，开阔了眼界，较系统地学习了各种政治、经济和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增长了才干，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掌校高等学府 开拓金属研究
1957~1983年，父亲曾先后在4所高等院校长期担任校长和党委书记工作，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之鲜见。
1957年10月，中央为加强高校党的领导，调任父亲为昆明工学院党委书记。期间，他除组建新的党委，加强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外，还及时解除了一些有可能被打成右派教职工的危机，使学校的行政工作和教学秩序走上了正轨；注重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重视科学技术研究和实践教学环节，把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放在重要位置；遵从教育客观规律办学。
父亲在昆工期间，以饱满的科学精神和热情为学校之后的真空冶金国家工程实验室、省部共建复杂有色金属资源清洁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为培育和构建中国机械动力学科框架、铸造学校精良学科及特色作出了基础性、开拓性及前瞻性的贡献。
1959年5月，经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批准，父亲兼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冶金陶瓷研究所首任所长，主持工作至1962年12月。
1959年9月，聂荣臻元帅指示：要发展以“两弹一星”为中心所需的材料，重点发展铂、镍、钴。1960年初，父亲个人冒风险作出决策：4个研究室均转向贵金属科研和试制，并制定了详细实施方案。贵金属主要指金、银和铂族金属（钌、铑、钯、锇、铱、铂）8种金属元素。他富有成效地领导了新中国最早、具有开创性的铂族金属研究和试制工作；初步构建了新中国铂族金属研究框架；为新中国贵金属工业的全面建立与发展及国防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该研究所由于成绩显著，经国家批准，于1962年12月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昆明贵金属研究所，1983年定名为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如今，该研究所已发展成为我国唯一从事贵金属及镍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开发的科研院所，是世界三大知名贵金属研究所之一，是稀贵金属综合利用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贵金属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亦是国家贵金属标准制定单位。
调任昆明师范 组织五校合并
1959年9月，父亲调任昆明师范学院做党委书记。此间，正值3年自然灾害时期，各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因素很多，特别是云南体育学院、云南艺术学院、滇南大学(中文、数学、物理、化学专业、滇西大学\(中文、数学、物理、化学专业并入昆明师范学院后，父亲为整合、协调、统一管理5校合并作出了优异成绩，受到了师生们拥戴，得到了中共云南省委的高度评价。该校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民教师和艺术、体育人才，众多毕业生在1970~1980年代成为云南省地、州、县级领导干部。对此，父亲在该校时期，被公认是学校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无论从上到下，全校对父亲的共同称谓都是“泮生同志”。
重视学校的青年工作和文体活动，是父亲的一大教育管理特色，他旗帜鲜明，动员号召力强，对青年人的思想、性格、才艺和能力等素质培养都有着深刻和深远的影响。
执政云南大学 建成全国重点
1964年12月，经中央批准，父亲担任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父亲在之后的文革中，受到了强烈冲击和迫害，两次大起大落。他在云南大学工作了13年（1964年12月~1977年12月）；合法有效任职时间为13年，而实际任职和工作时间为8年；实际主持学校工作时间为5.5年。
在云大期间，父亲加强了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建设；重视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及《高教六十条》；重视搞好机关革命化和为基层服务工作；重视理科系和优势专业的建设，支持重点科研工作；解决学校存在的顽疾不手软。文革期间，他坚持原则、公道正派、作风民主、顾全大局，对干部知人善任；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组建政工队伍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为一大批师生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名誉；坚决排除派系干扰，改善学校的政治环境；努力稳定教学秩序，改善教学和科研工作条件，提高教学质量；领导地球物理系的设立和建设工作；领导编撰《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一书；创办了《思想战线》期刊；扶持设立了历史系民族学专业；推动恢复了物理研究室和生态地植物研究室；支持大型电子显微镜研制；推动微生物专业和气象专业建设；推动历史学与民族学融合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等。
1975年，父亲组织云南大学申报全国重点大学，为云南大学的发展拓展了空间。19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父亲抵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7年12月，父亲组织召开校革委会核心小组会议，提出改变校系革委会组织形式，恢复校长、系主任等职务，成立教学、科研顾问委员会等。中共云南省委同意了这一请示，要求参照外省兄弟院校的做法，在云南先行试办。
1978年2月，云南大学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之一。父亲为云南大学站好了最后一班岗。
历史早已证明，父亲是全国罕见的，能够在动乱期间仍长时间在校坚持工作的新中国主要高校原党政正职领导；是文革时期全国高校最恪尽职守、最坎坷的高校主要负责人之一。
遵循中央关于干部交流的有关指示及云南省计委工作急需，1977年12月，父亲正式调离云南大学，改任云南省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主管综合经济、党务及人事、物资局和统计局等工作。1978年，父亲当选为云南省经济学会理事长。
天大拨乱反正 支持“双严”方针
1979年11月，父亲调任天津大学，先后任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党委书记。
父亲到天大之际，正是文革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期，他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恢复和重塑学校的党务和行政管理秩序，调整中层干部配置；强化党风校风建设；强化后勤管理和服务；解决久拖不决的职工工作、生活困难和住房等问题；督查教学，大力支持“双严”方针，推动落实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强调科研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思想；推动学生工作和文体活动的开展；遵照上级要求，在办学目标、办学规模、办学特色等方面进行改革、调整，提出了初步设想，以实现更大的突破。
父亲在天大工作期间，是天大贯彻改革开放方针之初，是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模式伊始，为天大后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83年初，父亲退居二线，担任中共天津市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9年，戎马多年并在文革中落下病根的父亲因心脏病病倒了。天津市委、市政府领导立即到医院慰问。凡是看望过父亲的人都说他精神乐观、思维清晰、谈笑爽朗。2001年，父亲被查出严重的肾病，需要动手术。4月，父亲曾对医院主刀大夫说：“咱们一起闯关。”手术后，父亲的病情时好时坏，2001年5月16日晨终因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以唯物主义生死观坦然面对死神，表现了一位老革命者、老共产党员无所畏惧的信念。父亲在手术前就留下了遗嘱，提到：“我一生两袖清风，无愧于党和人民。”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概括和总结。
父亲生前曾对子女说：我不要墓地，你们还能记得我，孙子辈可能还会有些印象，再往后就不好说了；可以把我的骨灰海葬，我不给下一代找麻烦，也不给社会找麻烦。
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父亲鞠躬尽瘁，把一生都献给了党，献给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献给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党和祖国，是父亲一生不懈的追求。父亲的一生是精彩的！
人，总是要接受历史的检验和评说。中共天津市委和天津市政府颁发给父亲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荣誉证书上写着：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
2017年11月作于天津
（作者为胡泮生子女：长子胡宝安 长女胡宝黔 次子胡宝渝三子胡宝庆 次女胡宝京）